魯迅的婚姻與愛情在很長一段時間里，魯迅是個禁欲主義者。他把自己默守成一棵仙人球，肉身苦澀，緊緊收攏：滿身長刺，攻擊人生。引用弗洛伊德創作論來說，「力比多苦悶」是文藝創作的原驅動力。魯迅的苦悶，粗略地說是源自社會苦悶與個人苦悶。我在揣想，如果沒有朱安與那樁增添無限苦惱的舊式婚姻，如果許廣平早20年在魯迅生涯中出場，魯迅的人生底色是不是要溫暖許多，他的「刀筆吏」生涯會不會少去許多桀驁？但丁在《神曲》中唱：偉大的女性，將引領著我上升……

1906年，魯迅在日本三番五次接到母親催歸完婚的電報。魯迅回說，讓姑娘另嫁他人為好。母親電報的內容改為：母病速歸。孝子魯迅匆匆回國，等待他的當然是一場婚禮。 這位生性開朗、喜讀小說的母親魯瑞，一生與魯迅情感極好，唯獨在兒子婚姻這件事上，做了她應該做又萬不該做的強迫。光緒三十三年農歷六月初六（1906年7月26日），桀驁不馴的青年魯迅，被裝了一條假辮子，頭戴禮帽，身著禮袍，一套新郎行頭，木然迎親。

新娘朱安的腳怯生生從轎簾中伸出來，中等大小，半天懸空，急欲著地。而繡花鞋終于不慎掉地，鞋頭塞有一大團棉花。她舊式女人的小腳露餡了。揭開蓋頭，魯迅看到一張狹長的臉，臉色萎黃，顴骨凸出，前額高而近禿，發育未足，似有病容。

當夜，魯迅坐了一宿，徹夜未眠。此后幾天皆在母親房中看書、入睡。4天后，魯迅便借口「不能荒廢學業」 ，與二弟周作人啟程回日本，一走3年。傳

統婚制把他請進了婚姻的城堡，但他把朱安當成「母親送給我的一份禮物，我自當好好供養。但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」。從此，兩人分別陷身婚姻的墳墓，一人在里頭，一人在外頭，只有荒原與冷雨，兩人都吞噬了無盡的苦澀。

1909年8月，魯迅回國。1910年7月，回紹興，后任紹興師范學校校長。雖身在紹興，魯迅卻以公務纏身為由，回家次數寥寥，實則有意回避朱安。彼時魯迅剛剛30，當為一個男人的猛虎之年。但他心境寂寥，形容枯槁，時時「囚發藍衫」，抽煙買醉，貌若其《酒樓上》伶仃溺飲的回鄉青年，陷于苦悶的人生、灰暗的命運。他在寫給好友許壽裳的信中說：「仆荒落殆盡……又翻類書，薈集逸書數種，此非求學，以代醇酒婦人者也。」

自嘲中道出肺腑之言。話中可見逃避婚姻的禁欲者魯迅對待女人的態度——女人如醇酒，可解萬古愁，欲求之，卻禁之。他如同一個苦行僧，承擔著存在與禁欲的絕望，而把「力比多」轉移到整理故紙堆，郁郁心事，寄托青燈黃卷，后編成《古小說鉤沉》。而朱安在周家年復一年獨守空房，無望地等待又等待，身體與青春一起枯萎埋沒，一直到心如枯燈，命若苦瓜。

1912年，魯迅受蔡元培之邀，到北平教育部任職。前幾年，他住在「S」會館的「補樹書屋」里，據《吶喊自序》說，「那里吊死過一個女人.…夏夜，蚊子多了，便搖著蒲扇坐在槐樹下……，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地落在頭頸上。」可見際遇寂寥。魯迅在漫長的沉寂中潛入歷史，抄古碑，拓片….他的枕下，一度藏有一把匕首，尋思「去自己死掉.…」

到1919年錢玄同等人來找他，他終于呼哨而出，為新文藝吶喊助威，寫出《狂人日記》等篇章。

1919年11月，魯迅用賣掉紹興老家的錢，購置了北京八道灣的一座三進式四合院。作為周家長子，魯迅有大家庭理想。他把母親與朱安接到北京，安排在中院。二弟周作人一家、三弟周建人一家，分住在大且宜于兒童游戲的后院。這時，魯迅與朱安徒有其名的婚姻已經維持了13年。魯迅年近40，朱安年已43，蹉跎難以言表。魯迅繼續堅決地抵制著朱安。朱安鋪好被褥等待魯迅，魯迅發脾氣要把床拆掉，最后以分居收場。據郁達夫說，此時正當壯年的魯迅為壓抑[性.欲]，特意穿單褲睡硬板床。魯迅自己也有這樣的說法：一個人如果不得已過單身生活，不合常態，生理變化不免導致心理變化，變得偏執，變得世事無味，人物可憎。

1923年，魯迅與周作人反目割席，憤而出走，搬到磚塔胡同。搬家之前，魯迅問了朱安的去向——是留在八道灣，還是回紹興朱家？朱安黯然回答：「八道灣我不能住，我獨個人跟著叔嬸侄兒侄女過，算什麼?紹興朱家我也不想去。 你搬到磚塔胡同，橫豎總要人替你燒飯、縫補、洗衣、掃地，這些事我可以做.」言語十分自卑凄苦。1924年5月，魯迅借債重新購置了西三條胡同21號，即「我的后院有兩棵樹，一棵是棗樹，另一棵也是棗樹」之居所。兩人同在一個屋檐下，日常見面，形同陌路，日日無話。飯間對話，也無非問菜味咸淡如何，答應者或點頭，或曰「是」與「不是」。朱安為魯迅做了棉褲，魯迅棄之不穿，後來周母叫孫伏園勸說，他依然不穿——魯迅之禁欲，居然禁欲到一條胯下之棉褲！母親問他朱安有什麼不好？魯迅只搖搖頭回答：和她談不來，談話沒味道，有時還自作聰明。魯迅舉了一個例子：有一次，我告訴她，日本有一種點心很好吃，她說是的，是的，她也吃過的。其實這種點心不但紹興沒有，全中國也沒有，她怎能吃到?

魯迅與許廣平在上海定居后，曾一度與朱安同住的俞芳問她以后怎麼辦?朱安激動又失望地說：「過去大先生待我不好，我想好好服侍他，一切順著他，將來總會好的。」又打了一個比方：「我好比是一只蝸牛，從墻底一點一點往上爬，爬得雖慢，總有一天會爬到墻頂的。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，我沒有力氣爬了。我待他再好，也是無用。」又說：「看來我這輩子只好好好服侍娘娘(周母)一個人了，萬一娘娘歸了西，從大先生一向的為人看，我以后的生活他是會管的。」——這時，朱安真如一只蝸牛落地跌傷了。魯迅有了海嬰后，朱安面露喜色，為自己「無后之錯」略微感到解脫。還想著，自己死后，有海嬰給她燒紙，送庚飯，送寒衣，閻王不會認為她是孤魂野鬼，罰她下地獄，讓她挨餓受凍……

1944年，唐弢等人為保存魯迅遺物，勸阻出售魯迅藏書，到北平逗留。由魯迅學生宋紫佩陪同，去拜訪朱安。此時的朱安，已是白發蒼蒼，敝衣霜容，生活貧苦。 朱安禁不住沖著來人說：「你們總是說魯迅遺物，要保存，要保存！我也是魯迅遺物，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！」

這是她唯一也是最后的一聲吶喊，猶如杜鵑滴滴啼血。她曾經是魯迅的禮物，最后，她成為魯迅的遺物，而從來不是一個人，一個妻子。嗚呼悲哉！雖兩人都是一個時代的犧牲品，但朱安無疑承受了加倍的冷遇與痛苦。其一種冷遇與痛苦，直接來自魯迅。魯迅雖曾說自己也是「陪著作一世的犧牲」，但他後來有許廣平與周海嬰；而朱安做了一輩子無怨無尤的家仆，坐了一輩子無夫無子的冷宮。終其一生，魯迅對她敬重有余而形同陌路。在一生受囿于舊婚姻囹圄的女性中，朱安是妻性最不解放、境遇最悲苦的一個。

這時期，魯迅寫作《吶喊》《野草》，有滿腔的憂憤與苦悶，希望與絕望。此間，他寫及的女性形象多為很有生物爆發力的，并且，語感緊繃，姿態壓抑肅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