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3年7月26日,被關押了8個多月的李瑛被帶出牢門,監獄長對她說:「今天叫你來認一個人,這個人是你原來的丈夫。」
李瑛擲地有聲地說:「認就認,但我絕不會亂咬人!」
不一會,李瑛被帶到了法庭上。在那里,她見到了日思夜想的丈夫。因為遭到敵人的嚴刑拷打,他渾身傷痕累累。他頭髮很長,泰然地站在那里,離妻子只有兩三米遠。李瑛看到丈夫,心里說不出的難受。
她的丈夫就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,大名鼎鼎的鄧中夏。
鄧中夏看了妻子一眼,還不等法官問話,他就說:「我不認識這個女人!」這是給李瑛的一個明確暗示——他們不能相認!否則就會沒命。
法官當即拍案大叫:「沒有問你,你為什麼說話?」鄧中夏卻不動聲色。法官對李瑛說:「你認真看看,是不是認識他?」看著心愛的丈夫,李瑛干脆地回答道:「我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。」
法官還是不甘心,又說:「你再仔細看看,一定能認識的。」
李瑛再次說:「不認識就是不認識!」
鄧中夏也表示和李瑛沒有任何關系,法官只得無奈退庭。
鄧中夏被人帶走了,李瑛眼睜睜看著丈夫從身邊走過去,卻不能說出只言片語。這對在革命中患難與共的夫妻,獄中相見卻不能相認,只得把深情的一瞥留給了彼此。他們怎麼也想不到,這一別竟然就是永訣!
9月21日,蔣介石下了處決令。
鄧中夏是湖南宜章縣人,出身書香世家。23歲那年,他考入北京大學。在北大讀書期間,鄧中夏在李大釗的影響下走上革命道路。
1920年10月,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,鄧中夏是早期成員之一。次年,中國共產黨成立,鄧中夏擔任北方部主任,領導北方工人運動。
在轟轟烈烈的革命生涯中,鄧中夏與同鄉李啟漢相熟。李啟漢也是早期共產黨員之一,志同道合的兩人成為摯友。因為這層關系,鄧中夏認識了李啟漢的妹妹,也就是後來的妻子李瑛。
1926年初,李啟漢回湖南老家,把母親和給人做「童養媳」的妹妹李瑛接到廣州一起生活,住在廣州賢思街的「龔寓」。這里,就是省港罷工總會的聯絡點,鄧中夏、李啟漢都住在這里。
李啟漢已經結婚,他們一家住在樓上;32歲還單身的鄧中夏住在樓下,他經常去李家蹭飯。就這樣,他與李瑛相識了。
當時李瑛才17歲,她從小吃盡了苦頭。跟著哥哥來到廣州,才擺脫了當「童養媳」的可悲命運。鄧中夏很喜歡這個女孩,和李啟漢一樣也叫她「妹妹」,他一有時間就教她文化,給她講革命道理。
在哥哥和鄧中夏的影響下,李瑛也積極參加省港大罷工,投身革命。她和工人們一起讀夜校,幫鄧中夏送文件、送稿子。
漸漸地,在頻繁的接觸中,鄧中夏愛上了這個好學上進、聰慧可人的女孩。李瑛也對一表人才、意志堅定的鄧中夏傾慕不已。
兩人暗生情愫,哥哥李啟漢看在眼里,索性給他們當了牽線的紅娘。就這樣,相差15歲的兩人走到了一起。
1926年8月,鄧中夏和李瑛喜結連理。他們結婚那一天,親友們來到「龔寓」,向新人賀喜。但是親友們進了門,卻不見了新郎和新娘。
原來,鄧中夏一早就把新婚妻子帶到了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,他意味深長地對妻子說:「妹妹,要斗爭就會有犧牲,不要忘記死去的烈士。」這句話,也為他們後來的人生埋下了伏筆。
婚后,夫妻二人十分恩愛,齊心革命。鄧中夏對善良又賢惠的愛妻百般呵護;李瑛和丈夫站到一起,積極投身到罷工斗爭,并于這一年的11月入黨。
1927年,蔣介石發動「四一二」反革命政變,李啟漢不幸犧牲。
在國民黨發布的「秘字第一號通緝令」上,鄧中夏名列第27位。為了躲避國民黨特務的追捕,鄧中夏先后輾轉武漢、上海、香港等地,妻子李瑛義無反顧地追隨他四處奔波,陪在他身邊。
1928年,鄧中夏去了莫斯科。第二年,李瑛也在組織的安排下,帶著孩子千里迢迢去蘇聯與丈夫相會。
他們秘密越過滿洲里進入蘇聯,當時天寒地凍,母子倆吃盡了苦頭。鄧中夏在莫斯科火車站接到妻兒,他們一家三口,緊緊相擁在一起。
在莫斯科的那兩年,是他們夫妻最為幸福、最為安寧的一段時光。多年以后,李瑛回憶起在莫斯科的那段生活,語氣中盡是甜蜜與愜意。
可惜好景不長,1930年6月,由于工作需要,鄧中夏不得不告別妻兒,先行回國。由于孩子太小,李瑛不便同行,暫時留在莫斯科。
鄧中夏回到上海后,組織派他前往洪湖,領導湘鄂西蘇區的革命斗爭。
但當他為革命日夜操勞之時,卻受到王明錯誤路線的打擊。那段時間,是鄧中夏革命生涯中最艱難的一個階段。他被撤掉一切領導職務,責令離開紅二軍團,回上海檢查錯誤,聽候處理。
回到上海后,鄧中夏居住在公平路小弄堂的一間加蓋的小閣樓里。
由于身份特殊,他不能出去工作,也沒有任何收入來源,連基本的生活都成了問題,甚至病倒了也沒人管。
妻子李瑛那時已經從莫斯科返回上海,在隱蔽戰線的情報部門工作。她多次向組織提出:要和鄧中夏住在一起,以便照顧他。
她堅定地表示:「只要他還是共產黨員,他就還是我的丈夫,我要和他生活在一起。」最終組織上終于同意了她的請求,把她調離情報部門。
回到丈夫身邊,為了生活,李瑛去一家日本紗廠當學徒,掙錢養家。她每個月的工資只有7元錢,其中3元用來付房租,剩下的4元錢就是夫妻倆的生活費。患難與共、風雨同舟,就是他們夫妻之情的底色。
鄧中夏不忍妻子一個人如此操勞,就主動負擔起全部的家務。天還沒亮,他就要起床生火,做飯、洗衣。他總是想辦法給妻子弄好吃的,自己卻一口也舍不得吃,這讓李瑛既感動又心疼。
雖然窮困潦倒,鄧中夏還是深情地安慰妻子:「妹妹,一個革命者要吃盡苦中苦啊!我們能被眼前的苦嚇倒嗎?」
看著丈夫堅毅的眼神,李瑛也堅定地點點頭。
就這樣,熬過了大半年,李瑛轉為熟練工,每月工資漲到了每月15塊。但是她每天要工作12個小時,因為勞累過度,身體每況愈下。
當時她已經有孕在身,而紗廠為了壓榨人,規定女工不得懷孩子,否則就開除。巨大的心理壓力加上身體不好,李瑛早產了。
這是他們的第四個孩子。
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是大革命失敗后生下的,因躲避敵人追捕,孩子不幸夭折。第二個孩子出生后,也因為居無定所無法照顧,寄養在一戶農民家里,再也沒見過。第三個孩子,在蘇聯是因為患了肺炎,不治夭折。
然而為了能保住在紗廠的工作,夫妻倆商量后,不得不忍痛將第四個孩子送人。母子連心啊!孩子被抱走時,李瑛淚如泉涌。
1932年11月,鄧中夏終于接到組織的任命,擔任全國赤色互濟會總會主任兼黨團書記,李瑛也在全國總工會擔任交通員。
又能為黨工作了,夫妻倆都很開心。然而巨大的危險,也就此來臨。
11月3日這天晚上,鄧中夏吃完飯有事要出去。他叮囑妻子說:「妹妹,這幾天外面風聲很緊,千萬不要隨便出去,我一會兒就回來。 」
李瑛說:「可是我這里有一份文件,必須送出去。」鄧中夏說:「那也要等我回來再說,現在外邊很亂。」說完他擁抱了妻子,轉身離開了家門。
誰能想到,這竟是夫妻倆的最后一次擁抱。
兩個鐘頭過去了,李瑛見丈夫還沒回來。她怕耽誤事,在夜色掩護下獨自把文件送出去,不料被叛徒發現,當即被逮捕。
李瑛被捕失蹤,鄧中夏打聽了數月,才得知妻子被囚禁在上海法租界的監獄里。
他十分牽掛在獄中的妻子,多次托人前去探望。但是為了不讓敵人得知鄧中夏的蹤跡,李瑛拒絕任何人探望。
鄧中夏又數次委托互濟會的法律顧問史良,秘密帶信給妻子。1933年5月,他終于收到李瑛的回信。夫妻倆互相牽掛,在信中用他們才能看懂的「密語」互通消息,告訴了彼此的情況。
帶著對妻子的擔憂和思念,鄧中夏繼續投入工作。然而就在他和妻子取得聯系的幾天后,他自己也身陷魔爪。
5月15日的晚上,鄧中夏離開住處,去法租界找互濟會救援部長林素琴布置工作。可是這時林素琴被叛徒劉宏出賣,已經暴露。鄧中夏剛到不久,法租界的巡捕就破門而入,將他和林素琴逮捕。
巡捕們本來是來抓林素琴的,沒想到意外遇到了鄧中夏。
被捕后,鄧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「施義」,在湖南當老師,來上海拜訪朋友,只是走錯了房間,鬧了誤會。但是巡捕們不容分說,將兩人帶走。
鄧中夏被捕,組織上立即展開營救,甚至連宋慶齡和何香凝的親自出面為之奔走,希望法租界盡快放人。國民黨的上海警備處要「引渡」兩人,著名律師史良出面為鄧中夏辯護,駁斥國民黨方面的要求。
法租界不明就里,判了鄧中夏52天拘留。更加讓人欣慰的是,在史良的辯護下,法租界考慮釋放「施義」,保外就醫。
就在鄧中夏即將被釋放的關鍵時刻,林素琴被法租界移交給了上海警備處。在敵人的威逼利誘下,林素琴叛變,供出了鄧中夏和李瑛。林素琴的全盤招供,把鄧中夏夫婦送上了絕路!
然而面對審訊,鄧中夏義正辭嚴地否認了林素琴的指認。他的冷靜,讓法官都懷疑林素琴口供的真實性。于是就有了本文開頭那一幕,鄧中夏與李瑛當庭對質,夫妻獄中相見,卻不能相認。
對質失敗,但是國民黨并沒有放過鄧中夏。
他們又從多個方面偵查核實,查明「施義」就是鄧中夏。上海警備處如獲至寶,當即報告給蔣介石。老蔣深知勸降鄧中夏沒有可能,于是下了密令:「將共產黨人鄧中夏解到即行槍斃。」
身份暴露,鄧中夏已經做好了赴死的準備。在獄中,他頂住了敵人的威逼利誘和嚴刑拷打,他對獄中難友說:「我鄧中夏就是化成灰,還是共產黨員!」就義前兩天,他在《獄中遺言》寫道:
「一個人能為勤勞大眾的利益而死,這是雖死猶生,比泰山還重。人只有一生一死,要死得有意義,死得有價值!」
1933年9月21日的黎明,鄧中夏被押送到雨花台刑場。 憲兵問他:「你還有什麼想說的嗎?」鄧中夏當即反問:「殺死了為工農兵謀福利的人,對你們有什麼好處?」憲兵指揮官氣急敗壞,當即下令開槍。
鄧中夏血灑南京雨花台,犧牲時年僅39歲。
鄧中夏犧牲后,妻子李瑛後來在組織的營救下出獄。她為了繼承丈夫鄧中夏的遺志,改名「李夏明」。繼續為革命事業拼搏奮斗,直到新中國成立。
李瑛後來以鄧家媳婦的身份,三次前往鄧中夏的故鄉,祭奠丈夫。她也曾多次尋找戰爭年代寄養在群眾家里的兩個孩子,可惜一無所獲。為了革命舍小家,為大家,他們夫妻犧牲了一切。也正是革命先輩的犧牲和奉獻,才換來了今天的光明。
END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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